第741章意欲何为
“卿意欲何为?”
在隆武看来,如果你没有二志,你就该学学古代的贤臣,不应该让君王感到不安,在君王稍起疑虑时,就该主动放弃权利,将自身谈化出朝野,以上帝王心安,可是王彦的行为,却正好相反,他不断在试图掌权,甚至拉帮结派,试图挑战皇权,隆武帝真是不明白,甚至有些憎恨王彦,恨他为什么不能做个听话的臣子。
王彦听了隆武的话,也沉默下来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普天之下,九成九的人,都是这般模样,每个都为了同一个目的,不惜一切的努力着,心甘情愿的成为金银,美色,权利的奴隶,死心蹋地的付出。
功利、利己,这是大多人的选择,为此可以不择手断,就像时下。
这也是现实,但是如果整个天下,人人都是如此,那就太可怕。
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功利,不赚钱,萌什么牙?
在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,也该想到,当整个江南士人阶层,去追逐钱财的时候,原来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崩塌。
礼乐崩坏后,如何要求一个信奉功利主义的官员,去抵抗满清呢?
弘光年间,明朝一触即溃,与晚明思想混乱,有很大的原因。
孟子说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,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。”
人和禽兽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,差异就那么一点点,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,君子却保存它。
庸众可以选择功利,却不该去嘲弄,坚持理想、道义的人,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,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,道德才不断提高,文明才有希望。
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,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,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,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,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。
这种转变,在明朝尤为明显,而转变的原因中,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皇权太强,臣权太弱,皇帝随意廷杖大臣,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,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,放弃了治国的理想。
太祖设廷杖,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,也就是一两人,但到了子孙后世,就完全变味,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。
正德年间,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,而时隔不久,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,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。
除此之外,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,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,也不在少数。
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,有弹劾严嵩的,论妖僧的,谏万贵妃干政的,还有谏元夕观灯的,谏武宗南巡的,谏嘉靖勿服金丹的,这都被廷杖。
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,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,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,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,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,不等杖完,人就死了。
儒家的这些士大夫,迂腐的人大有人在,道貌岸然的也不少,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,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,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,来要求皇帝,这不能干,那不能做的,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,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。
士大夫对于国事,本就该仗义直言,可直言后,却要被打死。就像武宗,地方上糟了灾,他却要南下游玩,大臣们劝谏,被打死十几个,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,取消了南巡的计划,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。
你若是大臣,寒心不心寒?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,也不会在开口劝谏,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。
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。
东林的名声很差,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,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,要求“朝廷廉正奉公,振兴吏治,开放言路,革除朝野积弊,反对权贵贪纵枉法。”的政治团体,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,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,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,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。
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,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,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,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,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,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,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。
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,在此之前,无论是理学门徒,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,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,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,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,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,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。
但在此之后,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,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。
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,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,在道德凋零之后,世俗利益的追求,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。
从东林党的变化,大多可以看出,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。
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,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。
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,隐居乡野,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。
这个时候,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,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,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,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,北方恶化的情况下,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。
当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,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,皇帝个人在有雄心,也是无用的。
弘光朝之前,当明朝大盘崩塌后,原来的官僚集团岂会在呼朱家的江山,一触即溃,叛降如云,也是情理之中。
这是整个阶层道德和理想的丧失,而这种礼崩乐坏,道德沦丧之后,带来的后果和思想混论,绝不是杀几个人,就能解决的。
信仰的崩塌,想要重新树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,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,这与时下也非常相似。
王彦想做的,就是重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,而如何重振,那这个天下就不能是朱家一姓的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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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隆武看来,如果你没有二志,你就该学学古代的贤臣,不应该让君王感到不安,在君王稍起疑虑时,就该主动放弃权利,将自身谈化出朝野,以上帝王心安,可是王彦的行为,却正好相反,他不断在试图掌权,甚至拉帮结派,试图挑战皇权,隆武帝真是不明白,甚至有些憎恨王彦,恨他为什么不能做个听话的臣子。
王彦听了隆武的话,也沉默下来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普天之下,九成九的人,都是这般模样,每个都为了同一个目的,不惜一切的努力着,心甘情愿的成为金银,美色,权利的奴隶,死心蹋地的付出。
功利、利己,这是大多人的选择,为此可以不择手断,就像时下。
这也是现实,但是如果整个天下,人人都是如此,那就太可怕。
早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功利,不赚钱,萌什么牙?
在说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,也该想到,当整个江南士人阶层,去追逐钱财的时候,原来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也必然随之崩塌。
礼乐崩坏后,如何要求一个信奉功利主义的官员,去抵抗满清呢?
弘光年间,明朝一触即溃,与晚明思想混乱,有很大的原因。
孟子说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,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。”
人和禽兽在本质上都是功利的,差异就那么一点点,普通的人抛弃这一点点,君子却保存它。
庸众可以选择功利,却不该去嘲弄,坚持理想、道义的人,因为正是有这一小撮人在,整个社会才不断进步,道德才不断提高,文明才有希望。
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,就一直承担着教化的责任,但是却在历代统治者的干预下,逐渐丧失了教化的功能和治世的理想,逐渐沦为了逐利的官僚。
这种转变,在明朝尤为明显,而转变的原因中,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皇权太强,臣权太弱,皇帝随意廷杖大臣,打断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脊梁,也使得大部分士人彻底寒心,放弃了治国的理想。
太祖设廷杖,起初是为了震慑不法官员,也就是一两人,但到了子孙后世,就完全变味,成了皇帝宣泄淫威的工具。
正德年间,武宗创下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,而时隔不久,这个纪录就被嘉靖皇帝以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,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的记录给打破。
除此之外,大太监刘瑾也曾杖杀二十三员大臣,此后被魏忠贤杖杀之人,也不在少数。
而这些官员受杖的原因,有弹劾严嵩的,论妖僧的,谏万贵妃干政的,还有谏元夕观灯的,谏武宗南巡的,谏嘉靖勿服金丹的,这都被廷杖。
最离谱的是正德年间,十三道御史弹劾刘瑾,结果上一本就要被杖三十,上两本就要被杖六十,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,不等杖完,人就死了。
儒家的这些士大夫,迂腐的人大有人在,道貌岸然的也不少,但是历代没有这些老夫子,瞪眼吹眉的拉着皇帝,用儒家对君王的标准,来要求皇帝,这不能干,那不能做的,历代皇帝要干多少荒唐事,而百姓要多遭受多少罪过。
士大夫对于国事,本就该仗义直言,可直言后,却要被打死。就像武宗,地方上糟了灾,他却要南下游玩,大臣们劝谏,被打死十几个,最后武宗是被朝臣给感动了,取消了南巡的计划,但劝谏的大臣却死了。
你若是大臣,寒心不心寒?恐怕下次就是明知道皇帝的作为会使得民怨沸腾,也不会在开口劝谏,这就是士大夫阶层思想的一个转变。
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林一党。
东林的名声很差,可要知道东林一党在结社之初可不是这般模样,而他们为什么会从曾经有着鲜明的政治主张,要求“朝廷廉正奉公,振兴吏治,开放言路,革除朝野积弊,反对权贵贪纵枉法。”的政治团体,最后沦为逐利的官僚集团,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,便是因为东林在早期的谏言中,被皇帝的行为打的寒了心。
在经历了神宗朝和天启朝的斗争后,部分士大夫如梦初醒,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,天下以不是士人的天下,而是被朱家视为私产,而皇权并不想让他们对朱家的江山指手画脚,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东林党人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。
一是东林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,在此之前,无论是理学门徒,还王门心学的信奉者,都有儒家传统的治世理想,所以他们在施政的过程中,会有道德约束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,不管这种儒家世界观的具体内容如何,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。
但在此之后,东林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,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。
他放弃了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理想,摒弃了儒家对他们的约束,在道德凋零之后,世俗利益的追求,已经成为这个集团的唯一冲动。
从东林党的变化,大多可以看出,明朝士人阶层的思想转变。
皇帝不愿意与士人共天下,士人也不想在为朱家出力。
坚持原有理想的退出朝廷,隐居乡野,继续留下的成为逐利官僚。
这个时候,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,不在表达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意愿,变成了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,所以东林能在明知朝廷无钱,北方恶化的情况下,也不愿意朝廷争他们的税。
当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,都失去了治世的理想,皇帝个人在有雄心,也是无用的。
弘光朝之前,当明朝大盘崩塌后,原来的官僚集团岂会在呼朱家的江山,一触即溃,叛降如云,也是情理之中。
这是整个阶层道德和理想的丧失,而这种礼崩乐坏,道德沦丧之后,带来的后果和思想混论,绝不是杀几个人,就能解决的。
信仰的崩塌,想要重新树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,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,这与时下也非常相似。
王彦想做的,就是重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,而如何重振,那这个天下就不能是朱家一姓的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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