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93章商税改革
日子过得很快,渐渐的九月一晃而过,进入十月,从九月中旬的省府乡试之后,广州城内科举的气氛没有降下去,反而更加浓厚起来。
隆武二年,依然是风起云涌,不断变化的一年,朝廷迁往广州之后,因为闽中之变,造成南明内部的巨大震荡,逐渐稳定下来。
隆武帝有南阳旧人何腾蛟,江西万元吉,以及王彦,三大督抚的支持,实力远强于鲁、桂二藩。
虽说前往肇庆的使者传回消息,桂王果然没有退位桂藩,并且从新迁入桂林,但无论桂藩还是鲁藩,都表示会派遣使者,来广州商议南明今后的时局发展,以及决定皇帝与两位监国之间的关系。
王彦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类,依然每日忙的不可开交,原本许诺许嫣嫣,等父母一到,便与她行礼,结果也因为朝廷之事,始终无法办理。
此时在行宫之中,隆武皇帝与王彦等大臣,依然再进行激烈的商议,而问题的根本,还是老问题,朝廷没钱。
南明现在的祸根,是从太祖时就埋了下来,太祖出身寒门,在农民起义中起家,最后做了皇帝,开创了大明基业,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,决定了他的治国方略。
大明在农商之间的态度,以及万历以来皇帝廷杖朝臣越发厉害,使得文官与皇帝离心离德,间接又造成了士绅对于朝廷的漠不关心,也就决定了现在朝廷财政的窘迫。
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,商贾虽然有钱,但没有势力,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。
一些商人通过与读书人联姻,资助读书人,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,贿赂官僚,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,使得万历以来,官商勾结已成常态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大明的俸禄,少得可怜,基本无法满足官员的开销,大商贾为了在朝廷获得代言人,官僚阶层为了能够获得利益,很快打成了一片。
在大明内部,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,形成一大势力,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,又是一大势力。
此两股势力的形成,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,反对征收商税,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,反对开海。
至于晋商,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,但山西一地,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,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,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,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,暗通蒙古满洲,背叛大明,支持外族入主中原。
崇祯末年,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,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,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,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,再加上皇室、勋贵、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,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。
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,不得不加税,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,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,朝中西北的官员少,自然争不过东林,使朝廷无法开源,只能再加征农税。
明朝的情况,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,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,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,纷纷破产成为流民,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,乃至社会崩坏。
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,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:“陛下,眼下的情况,在加农税,无疑重蹈覆辙,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!”
王彦说完,新入阁的顾元镜,便反对道:“陛下,大明二百七十年来,商税历来如此,祖宗之法,不可改,眼下加收商税,只能是与民夺利,失去民心。”
王彦入之粤后,顾元镜被边'缘化,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,本来已经失势,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,站在了拥唐派一边,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,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。
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,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,自然反对加税之举。
这近一个月来,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,联络了一批商人,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渐清晰起来。
江南士绅与东林党的短视,结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躏,经济民生凋敝,少交了十多年的税,但最后不仅什么便宜没站到,反而家产被清兵抢了个精光。
开明的商贾和士绅对此肯定必须反思,从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,王彦便准备乘虚而入,他虽然主张加税,但本质却是为了商业更为长久良性的发展。
在他的改革之下,开明的商人和士绅自然会集结到他的身后,但那些一心只顾自身利益,贪得无厌,不想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绅,也要被无情的铲除。
顾元镜说完,王彦从官袍之中,拿出一本奏折出来,呈给隆武帝道:“陛下,这是天地会密探抄录的清廷江南总督逆贼洪承畴,写给虏首多尔衮的一份建议平定天下的奏报,其中有一条,令臣大为恐惧,洪逆建议虏酋,削除大明宗室禄田,将大明宗藩的土地,赐给耕种之民,以此来收拢民心。此前北虏已有减轻赋税,按着万历年间的标准来征田税的政令,现在又用土地来收买人心,陛下,诸位臣公,我朝再加田税,才是人心丧尽啊~”
土地问题是明朝最大的问题之一,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,也基本都是一次土地的再分配。
清廷入关之后,圈地、投充,夺取大量的明朝官田、民田是实足的暴政,但随着清廷征服区域的扩大,以及大量汉人被屠杀,时间到了入关之后的第三年,困扰明朝的人多地少的问题,在清廷这边却变成了地多人少,土地问题立马解决了。
隆武帝看着折子,脸色一阵阴沉,大明的藩王占了多少地他知道,清廷现在把藩王一杀,将土地给百姓耕种的话,那情况就真的不妙了。
这时隆武帝将奏折交给左懋第,让几位大学士传阅,然后说道:“洪逆为北虏献的这条策略,真是用心险恶,农税之事,就依王卿之言,绝不再加。卿家再说说关于商税的变革之法,今天众爱卿必须将大致方略,定下来。”
洪承畴给清廷的奏折,让隆武帝感到急迫起来,让他感觉到时间拖的越久,他光复河山的希望,就会越加渺茫。
顾元镜等反对加收商税的官员见此,不再出言,而王彦则说道:“陛下,臣的改革策略,除了调整税率,严查漏税之外,还要鼓励商业,首先就是要减少税收种类,化繁为简,其次裁撤关卡,防止官吏盘剥,使货物便于流通,最后对于纳税较多的商人,应该给以地位上的奖励,废除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法令。”
《农政全书.卷四》谓洪武十四年:“上加意重本抑末,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,商贾之家只许穿布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,亦不许穿紬纱。”也就是说,商人穿丝绸衣服都是犯法的,只能穿布衣。
这条法律基本名存实亡,没有人遵行,但王彦提出乃废止,却是给商人一个信号,朝廷将要改变重农抑商的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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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武二年,依然是风起云涌,不断变化的一年,朝廷迁往广州之后,因为闽中之变,造成南明内部的巨大震荡,逐渐稳定下来。
隆武帝有南阳旧人何腾蛟,江西万元吉,以及王彦,三大督抚的支持,实力远强于鲁、桂二藩。
虽说前往肇庆的使者传回消息,桂王果然没有退位桂藩,并且从新迁入桂林,但无论桂藩还是鲁藩,都表示会派遣使者,来广州商议南明今后的时局发展,以及决定皇帝与两位监国之间的关系。
王彦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类,依然每日忙的不可开交,原本许诺许嫣嫣,等父母一到,便与她行礼,结果也因为朝廷之事,始终无法办理。
此时在行宫之中,隆武皇帝与王彦等大臣,依然再进行激烈的商议,而问题的根本,还是老问题,朝廷没钱。
南明现在的祸根,是从太祖时就埋了下来,太祖出身寒门,在农民起义中起家,最后做了皇帝,开创了大明基业,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经历,决定了他的治国方略。
大明在农商之间的态度,以及万历以来皇帝廷杖朝臣越发厉害,使得文官与皇帝离心离德,间接又造成了士绅对于朝廷的漠不关心,也就决定了现在朝廷财政的窘迫。
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,商贾虽然有钱,但没有势力,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。
一些商人通过与读书人联姻,资助读书人,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,贿赂官僚,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,使得万历以来,官商勾结已成常态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
大明的俸禄,少得可怜,基本无法满足官员的开销,大商贾为了在朝廷获得代言人,官僚阶层为了能够获得利益,很快打成了一片。
在大明内部,东林党与江南大商贾结合,形成一大势力,浙党与走私海商结合,又是一大势力。
此两股势力的形成,一个为江南士绅说好话,反对征收商税,一个为走私集团说话,反对开海。
至于晋商,也想在朝中寻找代言人,但山西一地,文化远远比上人文荟萃的江南,能够中进士入朝做官的人实在少的可怜,自然无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,因而他们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,暗通蒙古满洲,背叛大明,支持外族入主中原。
崇祯末年,大明历经两百七十余年的发展之后,各种问题已经积重难返,大地主靠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的方式来避税,自耕农和小地主则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,再加上皇室、勋贵、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,能为朝廷提供赋税的自耕农就越来越少。
这时国家却因为满清的军事压力,不得不加税,而在商税与农税之间,东林自然为江南说话,朝中西北的官员少,自然争不过东林,使朝廷无法开源,只能再加征农税。
明朝的情况,就成了一边是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,另一边税赋越来越重,其结果就是仅存的自耕农也因为负担越来越大,纷纷破产成为流民,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,乃至社会崩坏。
这是王彦从崇祯年间所总结的经验教训,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礼道:“陛下,眼下的情况,在加农税,无疑重蹈覆辙,臣以为商税改革势在必行!”
王彦说完,新入阁的顾元镜,便反对道:“陛下,大明二百七十年来,商税历来如此,祖宗之法,不可改,眼下加收商税,只能是与民夺利,失去民心。”
王彦入之粤后,顾元镜被边'缘化,实权基本落入苏观生手中,本来已经失势,但他在广州保卫战时,站在了拥唐派一边,加之朝廷现象官员奇缺,他因此得以入阁掌权。
顾元镜在广东为官多年,与广南商贾士绅有密切的联系,自然反对加税之举。
这近一个月来,王彦已经摸清了广州成内商业的情报,联络了一批商人,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渐清晰起来。
江南士绅与东林党的短视,结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躏,经济民生凋敝,少交了十多年的税,但最后不仅什么便宜没站到,反而家产被清兵抢了个精光。
开明的商贾和士绅对此肯定必须反思,从新寻找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代言人,王彦便准备乘虚而入,他虽然主张加税,但本质却是为了商业更为长久良性的发展。
在他的改革之下,开明的商人和士绅自然会集结到他的身后,但那些一心只顾自身利益,贪得无厌,不想为朝廷出一分力的奸商劣绅,也要被无情的铲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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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问题是明朝最大的问题之一,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,也基本都是一次土地的再分配。
清廷入关之后,圈地、投充,夺取大量的明朝官田、民田是实足的暴政,但随着清廷征服区域的扩大,以及大量汉人被屠杀,时间到了入关之后的第三年,困扰明朝的人多地少的问题,在清廷这边却变成了地多人少,土地问题立马解决了。
隆武帝看着折子,脸色一阵阴沉,大明的藩王占了多少地他知道,清廷现在把藩王一杀,将土地给百姓耕种的话,那情况就真的不妙了。
这时隆武帝将奏折交给左懋第,让几位大学士传阅,然后说道:“洪逆为北虏献的这条策略,真是用心险恶,农税之事,就依王卿之言,绝不再加。卿家再说说关于商税的变革之法,今天众爱卿必须将大致方略,定下来。”
洪承畴给清廷的奏折,让隆武帝感到急迫起来,让他感觉到时间拖的越久,他光复河山的希望,就会越加渺茫。
顾元镜等反对加收商税的官员见此,不再出言,而王彦则说道:“陛下,臣的改革策略,除了调整税率,严查漏税之外,还要鼓励商业,首先就是要减少税收种类,化繁为简,其次裁撤关卡,防止官吏盘剥,使货物便于流通,最后对于纳税较多的商人,应该给以地位上的奖励,废除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法令。”
《农政全书.卷四》谓洪武十四年:“上加意重本抑末,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,商贾之家只许穿布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,亦不许穿紬纱。”也就是说,商人穿丝绸衣服都是犯法的,只能穿布衣。
这条法律基本名存实亡,没有人遵行,但王彦提出乃废止,却是给商人一个信号,朝廷将要改变重农抑商的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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